陆灏｜回忆乔佖先生

一

近年来，我时常想起乔宝先生。

我已经三十多年没有见到乔先生了。 直到去年我才知道我的丈夫已于2014年12月去世了。

我自然认识乔先生，因为他是清华大学钱钟书先生正式指导的两名研究生之一。 1986年夏天，我忘了谁告诉我，上海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教授乔彪是钱钟书先生的研究生。 当时我就对钱先生很感兴趣，立即联系乔先生采访他。 《钱钟书风采》专访于1986年9月27日发表在《文汇读书周刊》上。此后的几年里，我与乔先生交往频繁，书信往来频繁。

1986年9月27日《文汇读书周刊》发表专访《钱钟书风采》

两年前，我无意间发现了乔先生的几封信，重新认识了他。

乔宝先生是山西省杞县人，是乔家大院的后人（当时我没有听说过乔家大院，是近几年才知道的）。 1922年出生，1949年毕业于燕京大学西班牙语系，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语系。1957年起在北京大学西班牙语系任教，1999年起在上海师范大学西班牙语系任教。 1980年。没有专着，我什至没有读过他的文章，也没有翻译整本书。 曾参与翻译英国作家福赛思的小说《豺狼之日》，以及《狄更斯评论》中恩普森等人的作品。 几篇论文。

据晚年接触过的北大、师范大学老师回忆，乔先生从未提起过自己是钱先生的学生，所以他们并不知道。 为此，我还请我的朋友清华大学刘石教授查询了乔先生的研究生成绩和信用记录。 照片如下：

学号：38颜7、乔白。

出生地：山西省杞县。 入学年龄：26岁。

毕业初步考试：

得分：87%。

持有日期：1951年10月10日。

考试课程：

1.拜伦、雪莱、济慈时代的英国浪漫主义；

2.约翰·济慈。

考试委员：吴大元。 文德、赵绍雄、罗念生、钱钟书、李福宁、浦江清、卞之琳、周觉良。

作文考试：

导师：钱钟书。

得分：82%。

持有日期：1952年8月18日。

论文题目：济慈诗歌观批判。

考试委员会委员：吴大元、罗念生、文德、蒲江清。

注：课程时间已完成。

可以毕业了。 大元，9.11。

乔宝先生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成绩及学分记录表

吴大元时任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主任。 估计这是他在清华签署的最后一份文件，因为国家高等教育院系调整方案于当年6月公布，9月下旬完成。 吴大元签署了文件，随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离开。 并入北京大学西班牙语系。 钱钟书夫妇随即离开清华，调入新成立的文学院。 从那时起，他们就再也没有指导过研究生。

乔宝在清华大学读研究生时认识了格格，并成为好友。 格格本世纪初写过一篇《钱钟书先生的几枚印章》（收录于天马书局2006年8月出版的《半甲园系列手稿》一书中），称自己1949年毕业于文科系。北京大学物理系硕士，秋季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研究生。 他们的研究生班被称为“38号学生”，总共只有二十、三十名学生。 男生们不分院系，都住在几个相邻的宿舍里，所以彼此的接触也比较多。 “我认识了钱先生的研究生乔志威师兄（乔宝），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偶尔有短暂的强行中断），现在已经五十多年了，我们都已经老了！” 我的朋友江晓源教授是常客，我是通过哥哥的介绍认识乔老师的。

格格在文章中说：1958年，乔宝建议他刻钱先生的印章，这正是他想要的。 当年十月，格格为钱先生刻了两枚印章：白文“钱钟书印”和朱文“四存”。 几天后，杨先生身上又刻了两枚印章：白字“杨绛印”和朱字“嵇康”。 第二年，格格为钱先生刻了“怀居”印章。 五方印是从乔艾那里转让给钱先生的。 “钱先生很高兴，直接写信给我说，约好时间请我吃饭……乔哥被送到农村郊区去参加劳动（深耕土地），所以我回信说，宴会要等乔兄回来再说。” 但一直没有实现。（《半家花园系列》，第179-180页）

格格《半家园藏》藏《钱钟书先生几印》

钱先生的二方印章一直用着。 唐印芳曾见过“莫村”印章：“印章不小，三厘米见方，边缘刻着‘莫村公子受聘，乔敏愿侍奉格格致’的印章。” （唐引芳）方着《新月老友》，文汇出版社2018年8月版，第89页）“乔白”显然是“乔白”的错误，这也说明唐引芳并不知道乔是谁白是。 20世纪80年代，格格还为钱先生治愈了三方印，这是通过钱源转让的。

20世纪50年代，乔宝与格格、周汝昌交往甚密，《半家花园集》中保存了许多诗词。 据说，三人开玩笑地互相称呼，周二北叫他“聋子”，葛近视叫他“瞎子”，乔解杰叫他“光头子”。 这也说明了三个人的关系很密切。

二

我见到乔先生时，他已经六十多岁了。 我记得他是一个中等身材、瘦削的男人，头很大，完全秃了。 那是一辆蓝光自行车。 那时候自行车很容易被偷。 他的宿舍在二楼，每天他都要把自行车搬上楼。

乔宝先生

那次采访现在看来很平常。 当时我对钱先生的了解还很肤浅，所以在采访乔先生的时候我也提不出什么特别的问题。 有两个细节似乎值得一提。 乔先生说，每次他去钱先生家，都会看到钱先生坐在办公桌前的铁盒子上写东西。 桌子上堆满了书。

1980年，黄尚先生写了一篇题为《怀居诗人》的文章，回忆1950年初在清华园拜访钱先生时的情景：“整个客厅没有任何家具，显得更加空旷。”比较空荡荡。中间有一家很雅致的西餐。长桌上，只有两把椅子。除此之外，就没有了。长桌上，有两摞外文书和线装书包着蓝布，都是从清华图书馆借来的。” （《榆树下》）《讲故事》，生活·阅读·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2月版，第297页）这篇文章发表后不久，黄先生到北京，在三里河遇见了钱先生。 谈到这篇文章，钱先生“指出了我记忆中的一个错误。他们住的那间空荡荡的大房间里，确实有一张别致的西式餐桌，但没有椅子。他说，这只是两个木箱竖放。”（《水乡·历史·人物》，香港三联书店，1981年11月版，第224页）。 杨绛先生还回忆，当时的家里很简陋，“桌子是从保康姐姐的旧桌子上借来的，箱子是用来坐的凳子”（吴学昭《听杨绛谈往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10月月版，267页）。 乔宝先生回忆说，他坐在一个铁盒子上，离得比较近。

另一个细节是，钱老师上课总是穿着整齐。 “他上课从来不用讲义，只有一个笔记本，但很少看，他在讲台前踱来踱去，讲着吴印伟。” 他的普通话能言善辩，能言善辩，能言善辩，引人引述。”

采访发表后，乔先生写了一封鼓励信。 后来我们时常通信。 我去他师范大学的住所拜访了他，他也骑着他那辆时髦的自行车来到了我家。

谈起几年前他为什么从北大转到师范大学，主要原因是他一直单身，而他的老母亲和姐姐都在上海，可以调到这里，这样可以照顾彼此。 后来我多次听说北大有一些人事冲突。 乔先生不争的性格也让他选择远离是非。

我记得乔先生提到他和赵洛瑞先生的关系非常好。 赵先生还请他翻译亨利·詹姆斯的论文。 乔先生说詹姆斯的话没有一个说得好。 我不知道他平时说话好不好。 于是一波三折。 这两天正好在读《夏目漱石传》，夏目漱石也发表过类似的评论：“亨利·詹姆斯的天赋就是把简单的事情变得像圣经一样难懂。” （[美]约翰·内森，邢伟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3年5月版，第85页）乔先生翻译的詹姆斯后来被收入《小说的艺术——亨利·詹姆斯作品选》，署名朱文、乔白、朱乃昌等，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5月出版。我还记得乔先生说他喜欢英国幽默家PG沃德豪斯，但当时我对这位作家一无所知。 这几年，我爱上了他，却一直没有机会向乔先生请教。

我当时一直鼓励乔先生写一些文章，还给他选了《燕园梦忆》的题目。 他回信说：“给我的作文吓出了一身冷汗，前者有张岱之的《洮安梦》的回忆，这个‘燕园’不容易回忆起来。” （1989年9月26日）同年12月12日给我的信中还说：“魏命我弟战战兢兢地写了这篇文章，不敢发表。又。钱钟书先生曾骂人， “光秃秃的脑袋里怎么可能有东西呢？”（笼统的意思），但这一次他终于猜对了。” 我不知道钱先生这番严厉的言论是指谁，而且他似乎在其他地方也没有看到过。 引用。 但乔先生最终没有写出一篇文章。

乔宝先生1989年12月12日的来信

三

和乔总聊天或者通信的时候，说话最多的自然是钱总了。 1989年，杨先生的《洗澡》出版。 乔先生“在上海各书店找了半天也没找到”。 两个月后，我写信询问乔先生对《洗澡》的看法。 他回信说：“说起来也奇怪，我断断续续地读过这本书，没能读完。相比之下，《反思》里的书第一篇似乎反映了当时那些老大学的风格。” ……不知道哥哥怎么想？

谈得最详细的是电视剧《围城》播出后乔老师的一封信。 我在此引用乔先生的信全文。 由此可见，他对老师的了解非常深刻，远远超出了我采访中一般的谈论。 信开头提到了林子清的文章，指的是1990年11月24日《文汇报》发表的《钱钟书先生在暨南大学》。

陆浩师兄：

信收到了。 我读过林子清老师的文章，描述得就像是在电脑上写的一样详细、全面。

对于电视剧《围城》，我完全同意哥哥的看法。 陈志实实在是为难他了。 他缺乏一些江南人的气质，体型也与他不相符（好像比他矮，还胖了一点——虽然他为此减肥了，但应该比江南人稍微胖一点）。 这方面的问题似乎是导演找不到更合适的演员了？ 在这个问题上，扮演赵心梅就更成问题了。 赵应该更“洋气”、更“嚣张”，而不仅仅是身材粗壮、外表粗犷。 总体来说还不错，不过本来希望会更好。 令我失望的是：开场镜头里船上的长镜头，那么多外国人，那么多“法国人”。 克莱顿大学还向爱尔兰人购买了假文凭。 这本来可以处理得“假”，为什么还要处理得这么“详细”呢？ 这些都会给人一种“拖沓”的感觉。 更让人不舒服的是，现在有些电影、电视剧、广告要求几个“老外”说几句外语，或者让中国演员说几句对中国人来说都很难的外语。和外国人也能理解。 这简直就是一场灾难，一种“艾滋病”疾病。 黄导家世丰厚，但也不能免受俗套！

哥哥突然迷上了研究，但我想这样的研究不会有什么成果。 钱默从来不愿意将自己的“原型”复制到自己的小说中。 他只是在自己的角色中加入了某些“原型”的某些特征，但角色的生活经历和行为却是根据“原型”改编的。 相当大的变化。 例如，作者确实通过方鸿渐的口说出了一些严厉而刺耳的句子，这意味着作者在某些问题上让方鸿渐作为他的代言人。 然而，方的经历和行为绝不是作者自己的。 钱默先生绝不会在读者面前“自我暴露”、“解剖”自己。 我对此深信不疑。 另外，苏文万介绍了艾略特，这与赵洛瑞的观点一致。 但这还是第一次听到钱曾追赵。 恐怕这不是真的。 赵与陈结婚了。 有人说这是“牛粪里插着花”。 据说有人这么说过，不过好像不是钱的事。 楚慎明显然是当年写清华大学哲学系的人，但不一定是金岳霖。 赵洛睿的情况是这样的：她的父亲是时任燕京神学院院长的赵子臣。 他是一位宗教学者，也传授《杜甫》。 全家人都是基督徒。 赵先生就读于燕京大学，随后前往清华大学攻读研究生，随后又前往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赵和钱几乎同时在清华度过了时光。 但两人似乎合不来也就不足为奇了。 钱扬大概很早就在清华大学认识了，而且都是无锡人。 所以我不相信钱和赵有追求什么的。 至于唐小芙、孙柔嘉这样的人物，更是让人难以捉摸。 方敦翁身上或许确实有一些钱父的影子。 杨绛先生的《金钱记忆与围城》解释了某些问题，但并没有进一步阐明一些令人困惑的方面。 他赶紧回复，等待编辑宣布。

巧白12.11

乔宝先生1990年12月11日的来信

四

当年我太功利了，乔老师也不愿意写文章。 后来我们和他的联系就渐渐少了。 记得曾经看过一部《大光明》的电影。 演出结束后，我看到乔先生陪着他的老母亲和姐姐一起看电影。 他们简短地打了个招呼，之后就没有再与他们联系。

《澎湃·上海书评》于2017年5月10日刊登了劳森的《拍卖现场一瞥：格格与杨文治、钱钟书、金庸、张伯驹的书信》，其中有童格格的一封信，日期为1993年12月30日，发给杨文志的照片最后一段说：“乔宝最近患了‘淋巴细胞慢性增殖性白血病’，心情非常郁闷，弟弟也很无助。” 二十一年后，乔先生去世了。 我不知道他是一个人。 你如何度过晚年？ 我真的应该去看看他...

（感谢蒋晓媛教授提供《半家花园系列》相关资料）

附录：

钱钟书的风格

陆浩

有人曾对钱钟书先生的《观最编》进行过统计，发现这部博大精深、包罗万象、难得一见的巨著，引用了西方学者、作家约千名，著述多达一千一万七八千本书。 。 数百种。 钱钟书先生渊博的中外学识，跨越古今，为中外学者所敬佩。

钱钟书先生解放初期曾在清华大学任教。 他当时的研究生现在已经成为专家和教授。 现在坐在我对面的上海师范大学外语系的乔宝教授是钱先生20世纪50年代初的研究生，所以话题立刻转向了钱先生的治学和品行。

乔宝老师还清楚地记得有一次，中文系的一位同学从图书馆回到宿舍，大喊：“太不可思议了！太不可思议了！” 原来，这位同学正在学唐诗。 为了验证一个典故，他在图书馆里找不到。 正巧此时钱钟书先生也来借书，他就上去向钱先生请教。 钱先生听了这个典故，笑着对他说，你到任何书架上的书上都可以找到这个典故。 果然，这位同学按照钱老师的指点，发现了这个晦涩难懂的典故，大为惊讶！

钱先生当时虽然只有四十多岁，但已是一位知名学者。 他的《围城》、《谈艺术》等令人惊叹的作品，已经让世人敬佩钱先生。 钱先生的笔锋利、犀利、肆无忌惮，让很多人都畏惧他。 虽然他对学生非常宽容，温和善良，经常开玩笑，但他渊博的知识让学生们不得不对他产生一种敬畏之感。 乔先生回忆说，当时的一位同学在学期末提交了一份读书报告。 这位同学没有仔细思考，而是从几十本书中拼凑出一篇文章，匆匆把账目交了出去。 出乎意料的是，钱先生在阅读报告中没有添加任何评论，只是一一注明了他的引文出处。 当时大家表面上嘲笑这位同学，心里却有些毛骨悚然。

钱钟书先生以高超的才华和超强的记忆力而闻名。 几年前，他随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美国。 他流利地回答了美国学者的各种问题。 有些东西虽然他已经很久没有碰过，但一旦想引用，就好像前一天晚上才读过一样。 这种惊人的记忆力让美国学者们惊叹不已。 然而，钱先生的成就不仅仅靠他的天赋和记忆力，更重要的是他的勤奋和努力。 据当时清华大学师生回忆，清华大学收藏的几乎每一本西班牙语书籍的书卡上都有钱钟书的名字。 乔先生回忆说，当时流行的一本词典是《简明牛津词典》。 他们的字典用了几年还是很新的，而钱先生的字典却很旧，每一页都有密密麻麻的空白。 几乎全都是注释，可见他下了多少功夫。 乔先生说，每次去钱先生家，都会看到钱先生坐在办公桌前的铁盒子上写东西。 桌子上堆满了书。

钱钟书先生不是一个藏书家。 他每隔几天就去一次图书馆，带回家很多书。 乔先生说：“但从另一种意义上说，钱先生是最藏书的人。因为他把所有的书都藏在脑子里了。”

钱钟书上课总是衣着整齐。 他在讲课中从不使用讲义。 笔记本只有一本，但我很少看。 他在台前来回踱步，说着吴印伟的普通话，侃侃而谈，侃侃而谈。 时而英语，时而德语、法语、拉丁语或希腊语，学生们几乎跟不上他的思路。 在论文答辩之前，每个学生都会有这样的想法：也许其他老师问问题他还可以应付，但如果他一直问同样的问题，他就完蛋了。

1949年至1952年，乔先生跟随钱先生学习英国文学。虽然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但钱先生的教诲和钱先生的言行治学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原载于《上海文汇读书周刊》1986年9月27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