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厌女”到“厌男”：不断被创造和被阐释的性别主义词汇

“厌男”是今年进入公众意识的热门新词。

韩国作家闵智亨所著的《她讨厌男人，她是我的女朋友》的中译本于今年5月出版。 这本书的中文翻译有点“点击诱饵”——韩语直译是关于“我的女朋友是一个疯狂的女权主义者”。 这是一部以“普通男人”为第一视角，讲述男主与成为女权主义者的前女友重逢的故事的爱情轻喜剧小说。 里面的“疯狂女权主义者”就是为了嘲讽以男主为代表的。 ，女权主义者一贯的刻板印象。 几个月后，一个更直接的“真正的标题党”来了：法国女权主义作家宝琳·哈曼格（Pauline Harmange）在2020年写了《我，讨厌男人》（该书正确书名的英文翻译是“我讨厌男人”）。 该书的中文译本尚未上市就在今年7月获得了豆瓣一星评价。 有读者反应十分激烈：“可以的话就用《我，厌女症》出一本书吧！（大意）”。 出版社毫不畏惧，甚至在豆瓣上发布了预购链接，并附上了“讨厌男人”的主题贴纸。

“讨厌男人”这个词是否造成了性别对立？ “仇恨男性”到底是什么？“仇恨男性”和“厌女症”有什么区别？

本文将回到历史语境，分析和梳理这些词语分别被男性和女性使用的语境及其演变过程，并开始谈论“厌女症”一词是如何在“性别对立”中诞生的。 》，并以上野千鹤的《厌女症》为蓝本，在一些舆论事件中运用“厌女症”这一批判工具。

1.“憎恶人类”的背景

“憎恨男人”一词引起的争议并不新鲜。 在整个西方历史上，女权运动一直面临着被指责为“憎恨男人”的压力。 半个世纪前在美国第二波女权主义浪潮中参与女权运动的女同性恋者尤其容易受到这种指控。 出于对这些批评的担忧，被称为“现代妇女解放运动之母”的贝蒂·弗里丹反对她与他人共同创立的全国妇女组织（NOW）。 ）支持女同性恋，曾因坚持“不疏远男性”的社团主义立场而遭遇同龄人的疏远。 虽然从长远来看，这更有可能是弗里丹出于政治战略考虑而做出的决定（她后来支持了女同性恋群体）。 在整个女权运动中，对污名化标签的抵制一直在持续，“仇恨男人”的指控只是其中之一。 女权主义者正在挑战固有的、过时的性别秩序，打破传统的性别纪律。 坚守传统的“好女人”无法挑战父权制。 直到20世纪70年代第二波女权运动结束，反对该运动的保守派选出的女代表菲利斯·施拉夫利（Phyllis Schlafly）仍然喜欢在演讲中轻声重复这一论点：“女权主义者都讨厌男人。她们只是希望女性离开婚姻并摧毁家庭。”

在《2020 年美国夫人》中，凯特·布兰切特扮演了一个她反对的角色：菲利斯·施拉夫利

如今，女性不再需要在表达性别平等观点之前策略性地加上一句“我不是……”，假装划清界限。 当代社会是一个女性的愤怒和诉求可以被表达和听到的时代，但这也是一个大男子主义者会因为他作为男人或他应得的男人的性别优越感而感到被冒犯和怨恨的时代。 权利正在丧失——并且出现了一段恐慌和愤怒的时期。 这就是为什么“男人不好”这句话能引起这么大的反应，而诸如“男人什么都不好”之类的抱怨却从来没有真正激怒过大男子主义者。 两者的区别在于，后者只是对女性的咆哮，或者只是弱者之间的安慰之言，而前者则是对男性特权的嘲讽。 女性的愤怒被嘲笑为“女性只是情绪化”，并被视为一种不可理解且不体面的疯狂行为。 这是女权主义者常见的场景，比如当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Elizabeth Cady Stanton）试图将“女性也应该争取投票权”的要求摆上桌面时，立即被称为“疯子” 。

这样一来，就不难理解《她讨厌男人，她是我女朋友》的作者闵智亨在书名中巧妙地将“疯狂”和“女权”绑在一起了。 该书的中文译者还巧妙地将“直男癌”等中文网络热词加入到书中，用“韩国男”对应“国民男”，并将原书名中一些冗长的词语替换为“男——讨厌”“疯狂女权主义者”。 可以说，作者和译者对于性别这一颇具争议的话题都非常熟悉。 这种将大男子主义者的表现浓缩提炼成“点中点”（网络术语，“经典中的经典”的缩写），即高度定型的形象，成为网络上性别问题讨论的一部分。 一种常规手段。 目前最受欢迎的女性向商业电影《芭比娃娃》中，许多引起读者或观众共鸣的笑点都围绕着各种“经典中的经典”的性别惯例。 整个作品就像一张布满标签的网络。 引人注目的热点帖子。 没有一个真正的人能够体现所有的经典，因此那些不喜欢这些性别刻板印象的人可能会指出这些描述是肤浅的、粗暴的、刻板的和无礼的。 但他们有意无意地忽视的是，男性利用性别刻板印象来评价女性的现象非常普遍（比如那些在宴会、晚宴上针对女性开的性别笑话，包括各种“女司机”的笑话）。

《芭比》剧照

《我，恨男人》的作者和很多女权主义者一样，选择把曾经被污名化的“男人仇恨者”这个词直接放在自己的头上：他称自己为“男人仇恨者”。 这种使用污名化标签作为正面评论是平权行动运动中常见的抵抗策略（尽管结果并不总是理想的）。 例如，英国古典学者玛丽·比尔德年轻时在面试时故意穿蓝色袜子。 当时，英国社会就业性别歧视现象十分普遍。 “蓝袜子”是对女性知识分子“无聊、书呆子”形象的贬义嘲讽。 当她坐下来，露出蓝色的袜子时，她已经做好了迎接到来的准备。 准备面试官的讽刺：好吧，我已经知道你会怎么看我了，所以我们就跳过这一步吧。

值得注意的是，“讨厌男人”等性别歧视词语的用法和内涵正在通过新表达方式的创造和旧词语的革新而发生变化。

以“人恨”为例。 除了传统的、讽刺性的指责女权主义者仇恨男性之外，越来越多的女性自己也开始使用“仇恨男性”这个词，批评的对象也从女性转向了女性。 作为一个人来说，这种主谓倒置和词义变化是非常微妙的。 与“厌恶女性”不同，“厌恶男人”的用法简单明了，从字面意思来看。 女性以自己为第一人称主语使用“讨厌男人”时（即表达为“我讨厌男人”），主要是一种诉诸情感的表达方式。 应该说，先是“厌女症”，然后才是“仇男”。 “男性厌女症”是对深植于不平等的性别结构中并受到“厌女症”行为伤害的女性的一种情感反应。 它可以表现为对这些行为不良的男人的抵制、厌恶、愤怒、恐惧或回避。 大多数情况下，是性别结构下弱势一方的压力反应。

丽贝卡·特雷舍尔的《不愤怒》一书以“女性的愤怒”为线索，串联了一个世纪以来美国女性推动社会变革和进步的历史。

另一方面，由于网络性别话语的快速迭代和升级，“厌女症”这个原本包含对结构性问题批评的性别研究领域专属术语正在被降级甚至删除，沦为游戏化。和情感。 的标签。 许多新创造的性别歧视词汇的具体使用，与其说是用作进行性别攻击的工具，不如说是正在成为一种“模因”式的挑衅游戏：谁先被激怒，谁就输了。 一些参与者往往不期望从此类游戏中获得更深入的理解和知识，或者进行有效的沟通和交流。 相反，他们以屈辱为乐，追求报复性胜利的快感。 这使得今天的性别讨论变得更加复杂。

二、“厌女症”一词的历史脉络的产生与演变

“厌女症”这个词在进入严肃的女权主义研究之前数百年就出现了，当时女性作家为了回应一本流行的男性撰写的小册子而发明了这个词，该小册子公开羞辱了女性作为一个性别群体。 得到这个词。

1615年，英国击剑专家约瑟夫·斯威特南（Joseph Swetnam）出版了一本名为《对淫荡、闲散、固执和不忠的女人的审讯》的书。 小册子的副标题也很长，明确表示这是为男性读者写的（无害的内容，旨在娱乐已婚男性并提醒未婚男性），并挑衅性地宣称，总体上将受到攻击的是女性。 （“我不是说最好的或最坏的女人，但大多数都是这样。”原话是：“既不是最好的，也不是最坏的，而是普通的那种女人。”）

虽然今天这​​本小册子的内容无非是一些常见的性别歧视言论的集合，但斯威特南借用了圣经、神话、经典中的各种素材，从伊甸园、大卫、所罗门到阿伽门农、赫拉克勒斯、尤利西斯，列举各种女人所造成的灾难，宣告她们有罪、不值得信任、无用。 这种对圣经权威的使用在当时的英国新教中很流行，该小册子一直持续出版到 18 世纪。

愤怒的妇女们决定反击。 斯威特南的小册子获得了罕见的成功，吸引了十七世纪早期女性作家的集体创造性批评（并且还借用了《圣经》的权威）。 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在英国红牛剧院上演的一部剧目，名为《由女性控诉的女性仇恨者斯威特南》（Swetnam the Woman-Hater Arraigned by Women），剧中斯威特南扮演的角色被称为“Misogynos”。 虽然它是一部匿名作品，但研究人员确信这是当时女性的反击之一，也是“厌女症”一词最早可追溯的来源。 厌女症的词源来自希腊语miso-（仇恨，“仇恨”）和gynē（woman，“女性”），即“憎恨女性的人”。

直到20世纪70年代的第二波女权运动，“misogyny”的内涵才逐渐从字面意义扩大到包括“woman-hating”（仇恨女性）以外的含义，并最终成为最流行的术语在女权主义研究中。 基本关键术语，以及理解父权制的入门级关键。

1974年，著名女权主义者安德里亚·德沃金（Andrea Dworkin）出版了一本新书，名为《憎恨女人》（Woman Hating）。 书中对“厌女症”的理解开始在文化意义上发生转变，直指父权制中长期存在的问题。 对女性系统性、日常性的贬低、歧视和压制——“厌女症”的观念无疑深深植根于父权制的核心。 第二波浪潮爆发以来的几十年里，“厌女症”不仅被女权主义学者用来分析文学和文化领域的许多经典作品（从亚里士多德到莎士比亚，无处可逃，名单很长） （如斯威尼·特南（Sweeney Ternan）要深入细致得多），并且还扩展到不同的领域（虽然康德也在厌恶女性主义者之列，但女权主义者从康德那里吸收了大量的理论资源，并发展和完善了“如果没有女权主义视角的加入，无数自称客观中立的先贤们都很难自我认识到“性别”的认知盲点：因为即使是“理性”和“客观”往往被认为是男性的良好特征，而“感性”和“感性”一般属于性别顺序中较低层次的女性。“人”这个词看似中性，但历史上它有通常是一个以男性主体为中心的概念：雅典城邦民主政治中的“公民”绝对不包括女性。 欧洲启蒙运动初期，呼吁“人权”、“人人生而平等”的思想也将女性排除在外。 历史上，压制和否定女性作为人的主体性和自主性的现象屡见不鲜，引发了妇女解放运动中“女性也是人”的平权呼声。 1848年，妇女参政论者斯坦顿起草了著名的《情感宣言》，几乎一字不差地模仿了美国开国元勋的《独立宣言》，并将其运用到了女性身上。 这是为了提醒政府，它侵犯了“自然人权”并剥夺了妇女的公民地位。

今天，当我们讨论社会公平正义时，不可能不把“性别”作为一个基本的思维维度。 尽管金伯利·克伦肖的交叉性理论也提醒我们，性别压迫往往与其他维度的压迫交织在一起（如阶级、种族、性取向、婚姻状况、身体残疾、经济社会地位等都会造成压迫）和工作一起。 然而，女权主义者对于“厌女症是一个结构性问题”这一说法的态度和使用基本一致：传统的社会环境是以厌女症的方式构建的，即使其中的个体并不认为自己是厌女症的（也就是说， “厌女症”并不需要对女性有任何心理上的仇恨，因为厌女症早已不再是字面意义上的“憎恨女性”）。

我们可以尝试总结一下“厌女症”和“仇男”的区别：“仇男”是妇女解放运动和女性声音扩大之后的产物（平权运动之前，底层女性的声音）不会被听到）。 听到并记录下来，所表达的厌恶不会被两性关系中的上级重视）。 “仇男”可以用在男性话语中，指责女性想要违背固有的性别规范，威胁和挑战原本存在的二元性别秩序（第3部分将解释这是“厌女症”的表现，即，“好女人”的范围应该划分），也可以是女性遇到“厌女症”或性别歧视行为后心理层面的情绪和反应（这个现在女性用的比较多）。 “厌女症”是在男性主导的结构中对女性正常的、系统性的压制、贬低和蔑视。 所以，必须先有“厌女”，才能谈“厌男”。 如今的“厌女症”以及网络上的“爱女”“爱男”等新词汇表达，都是由“厌女症”概念发展衍生出来的新造词。

3.“厌女症”概念的新拓展

玛莎·努斯鲍姆 (Martha Nussbaum) 研究了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印度妇女的状况。 20世纪90年代，她和麦金农等人开始讨论“性客体化”。 这本关于性侵的新书吸收并拓展了相关讨论，正好符合我写的《反性骚扰运动从头开始》

中国读者对于“厌女症”这个词的诸多讨论和理解，都离不开上野千鹤2015年翻译成中文的书《厌女症》。上野千鹤在2010年写这本书的时候，受到了第二代作品的影响。波女权主义者并用它来分析日本文化和社会中的厌女症。 上野将厌女症分为男性和女性两种：厌女症在男性表现为“女性蔑视”（厌恶女性但渴望女性），在女性则表现为“自我厌恶”。 尽管上野千鹤从未使用过“厌女症”这个词，但她却给出了答案的线索，那就是：“厌女症”和“厌女症”从来就没有划等号。 “厌恶女性”是男性对女性的渴望。 它还伤害和贬低女性。 “仇男”只是女性保护自己、逃避伤害、害怕受伤的一种方式。 而当“厌女症”的伤害无处可逃时，女性只能求助于女性内心的自嘲和近乎自残的自残。 这在书中提到的1997年“东电女员工谋杀案”中得到了精辟的分析：一名精英出身的一流公司女员工晚上去街上卖淫，几乎没有钱就把她卖了最低价格为 2,000 日元。 他的尸体被低价“出卖”，最终被杀害。 如果不了解“厌女症”，就无法理解女性团体为何对“东京电力女员工”表示同情和同情。

最近，英语世界中“厌女症”一词再次流行。 这一现象部分源于2012年时任澳大利亚总理（也是澳大利亚第一位女总理）朱莉娅·吉拉德在议会发表的演讲，指责她以“厌女症”和“性别歧视”（sexism）来攻击反对党领袖托尼·阿博特的评论，包括他的言论“男性在生物学和气质上都比女性更适合掌握权力”，并将澳大利亚女性描述为熨烫衣服的家庭主妇。 阿博特的支持者声称吉拉德随意使用这个词是因为他并不讨厌所有女性，也不被认为是“厌女症”。 在这场争论中，麦考瑞词典（类似于我国的新华词典，也是澳大利亚学校使用的标准词典之一）的编辑苏·巴特勒（Sue Butler）决定更新词典，将“厌女症”的定义扩大到包括“深层次的厌女症”。对女性的偏见是根深蒂固的。” 巴特勒在采访中表示，由于“厌女症”一词的定义几十年来没有更新，早已与实际用法脱节。

巴特勒更新后的定义其实更接近上野千鹤在《Misogyny》开头提到的：“misogyny有一个更好的翻译，就是对女性的蔑视。” 但“蔑视女性”过于简短，而且很容易与吉拉德也提到的“性别歧视”相混淆。 女权主义学者凯特·曼尼（Kate Manne）是第一个区分“厌女症”和“性别歧视”的人：她将“性别歧视”定义为一套信仰体系和父权制的理论和意识形态分支。 包括一系列父权规范和期望（例如男性对女性具有主导控制权，例如划定男性拥有权威或权力的领域）。 而属于父权制度“执法部门”的“厌女症”，往往会在女性跨过门槛时敲响警钟，坚决捍卫某些特权，拒绝女性进入并享受这些权利。 厌女症和性别歧视经常一起起作用，但有时厌女症并不一定是性别歧视，就像男人会同意为女性设定一定的界限，或者赋予女性一些权力，前提是她不构成威胁和挑战，一旦越过界限，他们就会她们是“坏女人”，理应受到惩罚，而谴责和谴责将不成比例地落在这些女性身上，使她们遭受厌恶女性的行为。 厌女症还保护男性特权，让男性认为他们应该理所当然地拥有或从女性那里得到一些东西。 一旦得不到，她们的期望没有得到满足，她们就会变得愤怒和怨恨，认为女人欠她们什么，或者让她们处于危险之中。 将其归咎于女性。

近十几年来，一些新的性别事件及相关争议，如西方的“METOO”或“INCEL”（非自愿独身），让人们对“厌女症”一词的内涵和表达有了新的理解。

2014年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枪击案中，凶手埃利奥特·罗杰发布犯罪预告视频，声称自己决定报复女性，因为自己不被她们喜欢（原来女孩并没有打开门）宿舍门口给他开枪，然后他开始胡乱向路人开枪，最终导致包括凶手在内的7人死亡、13人受伤）。 这一事件在英语社交媒体上引发了“#NotAllMen”（并非所有男性）和“#YesAllWomen”（所有女性）的热议。 针锋相对的。 2018年，加拿大出现了罗杰崇拜者的模仿犯罪，其背后的“INCEL”组织浮出水面，让“厌女仇恨犯罪”作为一种特定的犯罪类型开始引起公众的关注。 事实上，早在埃利奥特·罗杰之前，上野千鹤的著作《厌女症》就分析了2008年日本发生的震惊全国的“秋叶原乱杀案”。 大学校园枪击案中被枪杀的囚犯加藤智博和加州埃利奥特·罗杰，也是一名厌恶女性的罪犯，是一个“不受欢迎的男人”，而他也选择将自己人生的失败归咎于女性，从而发起了一场不分青红皂白的行为。对社会的报复。 我们甚至可以在台湾最近的“MeToo”运动中看到这种“把失败归咎于女性从而向女性报复”的一模一样的模式，被曝光的明星黄子佼（把所有相关和不相关的女性放在一起）拉顺水而下）。

在2017年出版的《Down Girl》一书中（该书中文版名为《不止厌女症》）中，曼恩指出，在使用“厌女症”一词进行分析时，存在一种“天真的理解”，即我们分析“厌女症” “ ”型案件，很容易过分关注个体行为的原因，诉诸心理学解释，从施暴者的角度界定“厌女症”，而忽略或忽视受害女性的感受和声音，从而离开“厌女症”成为无关的个体行为，案件之间的共同模式和联系也消失了。无论是加藤智博还是埃利奥特·罗杰，随后对此类案件的报道和讨论都导致了相似的舆论结果：指责“厌女症”大家讨论的是：他也很可怜，不能爱女人，有心理障碍，童年创伤，精神折磨等等。这不仅造成了曼所说的“himpathy”（指的是） “更有可能对男性行凶者产生过度的同情”，这是曼恩书中创造的一个词），但也让凶手得到了原谅，甚至声称自己是正义的，就像罗杰在视频中所说的那样，“我这样做是为了成千上万像我一样被鄙视的人。 我并不是鄙视女性，我只是无法忍受她们的不道德行为”，这使得罗杰最终成为了 INCEL 群体中最受追捧的英雄。用曼的话说，这场分明是政治迫害的事情最终变成了一场道德十字军东征。

中文将“misogyny”翻译为“厌女症”或“厌女情结”。 这种强调心理和病理治疗的做法，实际上强化了实际案例中对“厌女症”的这种“天真的认识”。 正如上述字典编辑在采访中所说，吉拉德批评对手阿博特“厌恶女性”，并不需要他坐在精神科医生的椅子上审视自己内心是否讨厌女性。

海莉·鲁本霍尔德转换了视角，直接将“开膛手杰克案”从字面推理变成了社会推理。

因此，为了纠正这种“天真的认识”，在哈莉·鲁本霍尔德的《生为女孩》一书中，作者试图颠覆“开膛手杰克案”的常规叙事。 讨论的焦点集中在女性受害人而非凶手身上，清晰地展现了这一历史案件中弥漫整个社会的“厌女症”氛围：女性受害人全部沦为“妓女”，而凶手则成为被杀的对象。强烈的关注和追求，最终导致一场全民参与的厌女狂欢。 “厌女症”甚至不需要一个主体，一个发起行为的个体，而是一种社会结构的存在和一种社会病理。

在多起性骚扰和性侵犯案件发生后，不少男性声称坚决不同意INCEL等厌恶女性的施暴者，并声称这是少数男性的极端行为（即“#NotAllMen”）。 他们都表示尊重和钦佩女性。 充分肯定周围女性的能力或才华，而不是将她们视为低人一等，但正如玛莎·努斯鲍姆在她的新书《骄傲的堡垒：性侵犯、责任与和解》中所说：

“然而，他们是被动的厌恶女性主义者，因为他们支持法律和社会权力结构并从中受益，而这种结构系统性地否认妇女充分考虑自己的自主性和主体性。 因为它们加剧了权力和特权的不平等，从而滋生了上述违法行为。”